娛樂圈最近又熱鬧起來了。

7月13日，娛樂博主劉大錘預告次日中午要進行一波爆料，關鍵詞是明星情侶、出軌，還提到了不止一個頂流，不止一段感情這樣的字眼來吊起公眾的胃口。結果，當事人是德云社的相聲演員何九華，在爆料中，他與女明星王鷗是戀人關系。網友紛紛表示失望，不僅是因為這兩個人擔不起網友心中頂流的位置，還因為流量塌房太司空見慣了，只有知名度非常高或者事情非常嚴重的才能抓住網友的眼球。畢竟，再往前的大瓜是蔡徐坤這種級別的。2018年，蔡徐坤通過選秀節目《偶像練習生》爆火，作為新秀男團Nine Percent的隊長、C位出道。后來的選秀節目一個接一個，卻沒有一個人的流量能夠蓋過蔡徐坤，因此蔡徐坤也被稱為“巨C”。從2018年到現在，蔡徐坤躥紅得快，塌得也快，當然還有塌得更快的。為什么娛樂圈塌房頻現？明星塌房背后的資本邏輯是什么？背后又有哪些利益驅動？本文將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

01

流量塌房，還會有下一個

娛樂圈里的塌房，主要分為兩個種類：私德和犯法。

網友把觸犯法律的藝人細分為吸毒隊、嫖娼隊、偷逃稅款隊、性侵/強奸隊，私德問題，主要是出軌和男女關系混亂。

在一系列事件曝光后，他們的形象迅速崩塌，不只是因為他們做下的錯事，還因為事情被曝光之后他們的丑態，比如愚弄公眾，比如打死不認。

娛樂圈里的亂象，并不是流量時代的專屬。

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家喻戶曉的明星因為卷入稅務風波而入獄。

雖然娛樂圈是高收入，在90年代配角拍一集戲都能拿到上千塊的片酬，但誰又會跟錢過不去呢。

偷稅漏稅也不是娛樂圈的專屬，頭部主播、文娛產業之外的有錢人，也偷稅漏稅。

其他違法犯罪行為也是如此，都不局限于娛樂圈，也不局限于這個流量時代。

只是，被人為制造出來的流量，財富來得更容易，在信息更加透明的時代，明星的一舉一動都在聚光燈之下，也更容易暴露。

所以只要那一套炮制流量的方法還在，粉絲經濟還大面積存在，蔡徐坤就不會是最后一個塌房的流量明星。

當流量塌房之后，最著急的莫過于合作的品牌方。

品牌方會視事件的嚴重程度選擇立刻解約割席，還是先觀望著。

蔡徐坤事件中，很多品牌都隱藏了合作的消息，但沒有明確提出解約。對偷稅漏稅的鄭爽和鄧倫，品牌切割得就很果斷了，鄭爽僅當了8天prada的代言人，就被結束合作關系，被官宣為云米代言人只有兩個小時，鄧倫就被解約，后面還被云米索賠。

背后的資本也是一樣，先使勁兒捂著丑聞，畢竟是花錢培養出來的明星，未來還指著這顆搖錢樹，捂不住了就只好當成棄子。

比如2016年，吳亦凡已經陷入到性丑聞之中，但一是沒有實錘，二是沒那么嚴重。

當時，吳亦凡的風險在于“男女關系混亂”，而且通過對輿論的干預，完全可以變成“捕風捉影”，而繼續捧著吳亦凡的收益是極具誘惑力的。

到了2021年，吳亦凡觸犯了刑法，才徹底涼了。饒是如此，吳亦凡也沒有被輕易放棄。比如在公檢法機關定性之前，原本對外宣布與吳亦凡合同已經到期的某個大牌，曾經悄悄恢復過部分吳亦凡的代言微博。

你很難相信一個藝人的經紀公司、資本，會不了解藝人的品行，他們仍然合作，甚至以黑料強制性合作，無非是因為和風險相比，收益太高了。

馬克思說過，當有100%利潤的時候，資本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那么，流量明星產業鏈是如何運轉的？

02

“偶像生產車間”與“粉絲數字勞工”

正常明星與粉絲之間的關系應該是，你出產品我買單，產品可以是實體周邊、舞臺與表演，也可以只是情緒價值。

偶像被批量制造的年代下，粉絲多了一個身份——數字勞工。

一篇關于粉絲經濟的論文提到：隨著貨幣羽化為資本的進程不斷推進，娛樂圈中的資本利用創新的技術和平臺，將粉絲從大眾文化的接受者和傳播者轉變為生產者，引導粉絲主動參與到“偶像生產車間”中，成為“數字勞工”。

在這個過程中，偶像成為了生產資料，而粉絲出于對偶像的無條件支持，積極地進行廉價勞動甚至無酬勞動。

這種無酬勞動變成了明星的流量價值、資本價值，為資本提供了增殖的機會，同時粉絲作為最后消費者，讓資本實現了又一輪增殖。

偶像與粉絲之間兩種形式的連接，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更加有黏性的粉絲文化。

蔡徐坤通過《偶像練習生》出道后，又憑借《青春有你2》《奔跑吧兄弟》等多檔節目以及《YOUNG》《迷》等專輯迅速走紅。

同時，積攢下忠實且龐大粉絲群體的蔡徐坤簽約了多個知名品牌，包括Prada、Nike、Adidas、H&M、百事可樂等。

這樣的偶像當然是多多益善。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喬治·瑞澤爾在上世紀末提出，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不斷發展，社會的各個方面都逐漸呈現出“麥當勞化”的趨勢，即追求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和控制性。這種趨勢在許多行業和領域中都有體現，包括快餐、零售、制造、醫療、教育等。

明星偶像的制造也不例外。在娛樂圈中，明星偶像的制造和推廣被精細地規劃和掌控著。許多娛樂公司會通過選拔、培訓、包裝和推廣等一系列環節，將有潛力的藝人打造成符合市場需求的明星偶像。

這種制造和推廣方式在韓國的“造星工廠”中已經得到了廣泛應用。例如，李秀滿的造星工廠，成功打造了包括東方神起、少女時代在內的多位頂級韓流明星。

但，這種制造方式也為流量明星塌房埋下了隱患。

第一，過度追求效率缺乏創造性，使得明星偶像同質化現象嚴重。

在追求效率和標準化的過程中，明星的道德品質選拔和培養被忽視了，包括李易峰、蔡徐坤等一些頂流明星不斷出現塌房事件，往往與明星的道德品質問題有關。

第二，明星制造過度商業化，導致明星成為商業利益的工具。

在韓國明星制造過程中，存在著商業利益過度追求的問題，這導致了過度競爭和潛規則的普遍存在。一些明星被迫成為商業利益的工具，可能遭受不公平合同條款、低薪酬、身體和精神虐待等。

長期忽視對明星的人性關懷以及長期發展規劃，容易造成明星的心理健康問題，有些明星因無法承受這種壓力和虐待而選擇自殺，如雪莉、金鐘鉉等，有的走上了吸食毒品的道路。

要賺錢的資本并不在意。明星制造完成后，他們會聯合電商平臺、演藝經紀公司、媒體平臺等機構通過線上和線下的渠道銷售偶像的音樂、MV、周邊產品等，同時進行宣傳和推廣，刺激粉絲的消費欲望。

此前文章中，對相關銷售利益鏈條進行了詳細闡述，這里不再贅述。

在當今時代，由于更多企業和機構參與粉絲經濟的發展，形成了新的經濟聯合體。這些經濟聯合體涵蓋了明星經紀公司、電商百貨商店、全國性公司、劇院餐廳、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等多個領域，例如與吳亦凡、蔡徐坤等明星合作的各個品牌方均是其中的受益者。

現在，這些經濟聯合體正在呈現出一種新趨勢，即在產業資本的玩法之上，增加了金融資本的玩法。

03

金融主導的新消費秩序

偶像產業鏈里，金融資本的玩法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第一，粉絲集資打榜活動日益頻繁，粉絲通過各種渠道和平臺進行集資打榜，以支持偶像的生產和代言，這可能涉及部分金融機構借貸給粉絲，甚至有的集資打榜就是非法集資。

比如，正觀新聞報道，近日，一個粉絲為了支持蔡徐坤，不惜借網貸1萬元，幫助其他粉絲充值“粉絲頭條”，最終因為提前還款而支付了高額利息。這個粉絲的網貸借款來源是微博自身的網貸平臺“微博借錢”。這個平臺在2017年就已經上線，有很多用戶質疑它依靠誘導飯圈少女打榜開通網貸，進行謀利。

第二，偶像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代言各種金融產品，吸引粉絲進行投資和購買。

偶像代言金融產品現象頻出，可能導致娛樂產業脫實向虛。

比如，汪涵代言的愛錢進，最后暴雷，涉及37萬出借人，230億借貸余額。杜海濤自稱“廣告合作”的網利寶，于2019年暴雷，涉及4萬出借人，30億借貸余額。

第三，偶像聯合資本的模式涌現，偶像利用身份光環和資金優勢進入股市拉升股價后進行高位套現，從而實現財富暴增。

金融資本下的粉絲經濟，意味著娛樂圈的吸金大法不再是“唱歌拍戲接廣告”老三樣，而是直接通過資本運作賺得金缽滿盆。

比如，被稱為“女版巴菲特”趙薇，最著名的是“萬家文化收購案”，該事件中趙薇夫婦利用杠桿撬動市值百億的上市公司萬家文化，此舉造成了萬家文化股價大幅波動。此外，黃曉明在2009年前后持有華誼兄弟的360萬股股票，華誼兄弟上市后陸續套現獲利超1億元。

經典的還有，某導演將空殼公司賣給上市公司，許下未來特定時間幾部電影達到規定票房的承諾，獲得高額對價。打的算盤是用自身的名氣、流量明星的名氣，把票房任務轉嫁到粉絲身上。

集資打榜、跟著明星偶像買理財，是由金融資本所支撐起來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也是由金融資本所創造出來的增量需求。

集資打榜，是一種以情緒價值為目標的消費，也可以看做是消費升級和新消費主義。

新消費主義是一種基于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平臺的消費理念和行為習慣，它強調個性、多元化、品質化和可持續性，是消費升級和數字化時代的重要特征。

金融資本，是新消費主義的重要推動力量。金融資本通過推出新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來滿足消費者的新需求。比如，金融資本推出了更多的消費信貸和消費分期產品，讓一些不具備消費能力的人，提前透支了消費能力，不得不背上了沉重的債務。

在金融資本主導的新消費主義下，粉絲群體成了重災區，不只包括流量明星的粉絲，也包括網紅的粉絲、理財大師的粉絲等等。所以網紅也會塌房，并且火的周期更短。

最好的辦法是遠離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