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招聘網站智聯招聘發布了一個就業報告，雖然畢業季還沒結束，但這個數據還是把大家嚇到了，男生只有54.4%獲得offer，簽約率22%，女生更慘，41%拿到offer，簽約率10.4%。

都說這是最慘就業季，但最慘也分層，有九成女性畢業生還沒有參加就業，堪稱最慘的一群人，就這個數據，還有人覺得虛高。

為啥會這樣呢？

有人從簽約專業找原因。

確實，理科、工科類專業的男生比女生多不少，尤其工科，男女比例失衡嚴重，很多班里女生的人數一個手就能數出來，而女生擅長的語言、人文類學科簽約率一般，所以男生的簽約率高也很正常。

但這只是表面的原因，其實對女性的就業歧視這些年是越來越嚴重了，為啥這么說呢？

每年畢業的工科女生在找工作時就會發現，他們這個專業的很多對口單位大部分只招男的。

這些單位也沒覺得這有什么不對，畢竟工作環境艱苦，男生更適合，于是久而久之，就出現了“不適合女生的N大工科專業”這類說法：

工科這樣也就算了，就連公務員考試招錄的男女比例也不協調。

比如西南某省的公務員招考中，公檢法司系統的招聘超一半（53%）崗位只招男性：

招聘的單位解釋說，只招男性的崗位，要么去艱苦的邊遠基層，辛苦且要出差，要么是執法類，加班熬夜壓力大，比較適合男性。

工科和“苦力活”的崗位愛招男生，那么類似經管、財會之類的白領崗位能一視同仁嗎？

答案是不能。

“學我們這個專業的明明是女生多，但用人單位偏偏喜歡招男生。”林科大會計女性專業畢業生無奈地說道，“可能是物以稀為貴吧，誰讓我們文科類專業女生多男生少呢。”

“最近這幾年我們學院的男生，上海戶口的，只要應聘上海的銀行，全要。”上海財經大學信息學院的畢業生說，“因為懂財經金融知識，又會寫代碼，這幾年銀行的IT部年年來招人，男生基本上是面了就中。”

企業也很無奈。

這兩年經濟一般，教培行業慘的不行，互聯網大廠輪流裁員，地產業要么暴雷、要么躺平，開銷是能省就省，招聘人數還能保持穩健增長的只有公務員，但這意味著更卷了。

2022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首次突破兩百萬人，與2020年相比增加51.4萬人，增幅達34%，一大堆名校博士爭幾個街道崗位，算得上極難模式了。

少數還有能力招人的企業，也越發講究性價比，招男生來要996、007，恨不得當兩三個人用，女性毫無優勢，因為他們有一個躲不開的問題——生育。

最近幾年計劃生育逐漸放開，2015年放開了二胎，去年宣布了放開三胎，還配套了延長女性產假等政策，但力度還是不夠，于是很多人紛紛提建議，什么發錢的、什么給產假的，有人建議生個孩子給一年產假，有人甚至建議給三年假期……

這看著都是為了女性好，其實也是在挖坑，生育福利越好，對女生就業越不友好，因為這些成本都壓在企業身上了，在企業看來，女員工的性價比越來越低了。

“我們這些小公司，工資獎金卡著收益貢獻給的，招個女的來，懷孕一次白養一年，不得虧死了。”

于是，不孕不育，居然成了找工作時的核心優勢了。

這些吐槽和擔心，并不是個案。

統計數據顯示——

1. 在生育前后，近1/3的女性更換了工作或成為自由職業者；

2. 46%的女性由于生育主動或被動地錯過了職業機會，這個比例是男性的兩倍。

3. 在生育后，有超過8成女性渴望回歸職場，但受到家庭影響，有近4成女性表示“生育后工作狀態不如之前”。

這個趨勢短期能不能改變？

難，看看鄰國，對這個問題就一直沒什么好辦法。

日本的薪資鄙視鏈是這樣的：男性正式工>女性正式工>男性臨時工>女性臨時工。

四個群體的工資水平，就按照這個排序逐層遞減，而且，大約40%的全職太太都不被算進失業人口，失業率統計也忽視了這一群體。

生個孩子一耽誤就是幾年時間，生完孩子后再重返職場的女性，會受到以前同事上司的排擠，調崗降薪降職。

還能回原公司的算好的，很多人生完孩子只能找個公司當派遣工（臨時工）。

所以，全日本貧困率最高的群體就是單親媽媽，貧困率29.7%。

日本隔壁的韓國，性別歧視程度比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

男性勞動者的月平均收入為371萬韓元，是女性的1.5倍。男女的工資差距隨著年齡增長還會擴大，20多歲為20萬韓元、30多歲為66萬韓元、40多歲為154萬韓元······

韓國女性就業率比男性低兩成，月平均收入不足150萬韓元的底層勞動者中，女性（28.9%）占比也高于男性（20.6%）。

韓國女性和政府也曾試圖改變這個現狀，但是沒用。

韓國最大的三家銀行一—KB國民銀行、韓國韓亞銀行和新韓銀行——均被發現將女性求職者除名，他們操縱應聘者及格分數，從而排除女性求職者。

赤裸裸的歧視啊，于是這三家銀行都被起訴了，但是最后的懲罰可有意思了。

比如韓國KB國民銀行被發現違規取消112名女性應聘者的資格，法院判了4000美元的罰款。

對，就4000美元。

韓國天然氣安全公社(KGS)的CEO樸基曈，也被發現在2015年和2016年間，曾多次指導人事部經理操縱共計31名應聘者的分數，踢掉8名通過考試的女性應聘者，換上了分數更低的男性。

被起訴之后，他說得很直接，“她們如若休產假，將會持續性影響公司生意。”

首爾市女性人力開發院曾經對1969名受訪者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韓國職場女性因生育孩子而停止工作的平均時間為4.5年。

疫情對就業的沖擊更大，新冠在韓國第一波大流行期間，女性失業人數為54.1萬，是男性失業人數（32.7萬）的1.7倍。

韓國女性的高等教育水平長期名列前茅，但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差距的報告中，韓國在149個國家中排名第115位，也就是說，男女在工資平等和勞動收入方面“非常不平等”。

自2018年夏天起，韓國的國有企業均被要求必須記錄求職者的性別比例，銀行必須公開他們的招聘數據，以確保他們沒有歧視女性。

但是，女性剛剛爭取到一點機會，韓國男性的反擊就來了。

去年6月的首爾市長選舉，年僅36歲的李俊錫依靠反女權思想，拿下72.5%的年輕男性投票，在缺乏資金和組織派系支持的情況下當選國民力量黨黨首。

緊接著，提出要廢除韓國女性家庭部（類似婦聯）的尹錫悅，贏下了總統大選。他在18-29歲的選民中，獲得了男選民58.7%的支持。

看來，韓國女性的苦日子未來還將繼續，中國可千萬別步后塵啊。